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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研究系情报组织

  (十三)研究系情报组织 (第1/2页)
  
  “研究系”情报组织始建于抗战爆发之初,由于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,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湖南长沙。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,苦于缺乏情报常常对日军行动一筹莫展。1938年武汉陷落后,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,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,任命汤恩伯、叶剑英为正副主任,随后改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,白崇禧、陈诚兼任副主任,汤恩伯、叶剑英任正、副教育长。据史料记载,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衡山办了三期。后南迁至祁阳、零陵等地,办了四至七期,于1942年停办。
  
  在游击干部训练班存续期间,按陈诚的旨意,在训练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,分别是第二期的第五队和第三期的第十队。由张振国亲自兼队长,阮成章由第一期毕业后,留做了情报队指导员。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,男女学生兼收。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,有情报业务、化装术、通信术、侦察术、测绘术、窃盗、交通等。这批学生毕业后,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,其中的女生郭雅萍、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。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,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。他利用这批学生,先后在湘北的浏阳、益阳、平江、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。阮成章、余诚、王子民、肖赞何、刘汉屏、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。这些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陈诚“研究系”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。
  
  1943年夏,鄂西会战期间,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,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早已闻风后撤,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没来得及后撤,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。因而对日军在宜都、松滋向五峰、长阳进犯的行动,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,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,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。事后,张振国、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“宝鼎”和“总勤”勋章。张振国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。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,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。它设有主任、副主任(少将或上校级)和四个股(一股主管总务,二股管情报,三股管人事考核,四股管通信)、一个无线电总台、一个巡回教育组;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。于是,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,合计内外勤人员共有300多人,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。
  
  “研究系”的主要骨干俗称“三头六臂”,被称为“三头”的分别是张振国(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)、阮成章(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)及刘庄如(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);“六臂”指的是杨大和(国防部二厅办公室副主任)、陈寄生(武汉稽查处处长)、李铁生(武汉稽查处副处长)、余诚(情报学校处长)、周伯达(海军情报处副处长)、阮更生(昆明稽查处处长)。 “研究系”是在国民党“军统”与“中统”两大特工派系势力的夹缝中,以独树一帜的姿态脱颖而出,先后在国民政府据有九战区、六战区、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、军政部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开和秘密情报机构,在一定时期内,还控制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。总之,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,也就是“研究系”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,而“研究系”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“正式名义”的组织,究其原委,正如阮成章所说:“我们今天羽毛未丰,组织还未定型,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‘军统’对我们的排挤,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,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。”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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